汉灵帝，刘宏
姓名：刘宏
别名：无
父母：
父亲：解渎亭侯刘苌
母亲：董氏
生卒年：公元156 年－公元189 年
在位时间：公元 168 年－公元189 年
年号：建宁、熹平、光和、中平
谥号：孝灵皇帝
庙号：无
陵寝：文陵，位于河南省洛阳市东北。
汉灵帝刘宏：东汉衰亡的关键掘墓人
汉灵帝刘宏的一生充满了矛盾与争议，在位期间，他宠幸宦官、卖官鬻爵、制造第二次党锢之祸，使朝政腐败到极点，使东汉王朝飞速坠入灭亡的深渊，还为后来的三国乱世埋下了诸多隐患。现在，就让我们通过这些故事，去探寻他那荒唐、失败的帝王人生。
一、皇室旁支，意外登基
刘宏的曾祖父是汉章帝刘炟，祖父是解渎亭侯刘淑，由于父亲刘苌早逝，他小小年纪就得以世袭解渎亭侯一爵。
公元 168年，汉桓帝刘志驾崩。刘志一生荒淫无度、嫔妃众多，史载：“后宫采女五六千人。”然而，却因为宫廷斗争无子存活，仅留下三女，无人继承大统。外戚窦氏与宦官曹节经过了一番商议和权衡后选中了远在河间的汉室偏远宗室刘宏。随后刘宏抵达洛阳夏门外万寿亭，窦武持节前往迎接。次日，刘宏正式即皇帝位，改元建宁。这位来自河间国的少年，就这样意外地登上了东汉王朝的帝王宝座，开启了他充满争议的帝王生涯。
二、宫廷风云，政治倾轧
刘宏继位初期，由于年幼，窦太后临朝称制，大将军窦武与太傅陈蕃辅政。窦太后采纳窦武、陈蕃的建议，处死了在汉桓帝时期挑起“党锢之祸”的宦官苏康、管霸，大力征召天下名士，重新启用那些在桓帝时期因反对宦官而被禁锢的 “党人”，“天地清明，人鬼欢喜。”
建宁元年（公元 168年）八月，太白金星犯上将星，窦武、陈蕃以“星辰错缪，不利大臣”为由，密谋诛杀宦官。然而，计划泄露，宦官集团反诬陷他们大逆不道，有废帝之意，派兵捉捕。双方经过激战，窦武兵败自杀，窦太后则被迁往南宫，其家属被流放到日南郡，陈蕃、窦武所提拔的官员以及二人的门生故吏也都被免官禁锢，史称 “建宁政变”。
“建宁政变”后，刘宏亲理政事，随后封拥卫有功的乳母赵娆为平氏君，从此赵娆“贵重天下，赀藏侔于天府，两子受封，兄弟典郡。”荣宠擅恣，骄奢淫逸。郎中谢弼认为“功臣久外，未蒙爵秩，阿母宠私，乃享大封。”上书劝刘宏“宜急斥黜”，结果被刘宏贬为广陵府丞。
随后又升迁曹节为长乐卫尉，封育阳侯；王甫升迁中常侍；朱瑀、共普、张亮等六人皆为列侯，十一人为关内侯；更是突破常制一次便册封了十二位中常侍，史称“十常侍”。此后，宦官集团掌控朝政，刘宏则沉溺享乐，对宦官言听计从，甚至称 “张常侍是我公，赵常侍是我母。”“群小得志，士大夫皆丧气。”
三、穷奢极欲，败坏吏治
（一）卖官鬻爵，败坏吏治
光和元年（公元178年），刘宏公开设立 “西邸” 卖官。宣布可花钱买到自关内侯以下至光禄勋下属虎贲、羽林等部门职位。卖官的规定是：地方官比朝官价格高一倍，县官则价格不一；官吏的升迁也必须按价纳钱。求官者可以估价投标，出价最高者中标上任。除固定的价格外，还根据求官人的身价和拥有的财产随时增减。一般来说，官位的标价是以官吏的年俸计算的，如年俸二千石的官位标价是二千万钱，年俸西百石的官位标价是西百万钱。
后来更变本加厉，官吏的调迁、晋升或新官上任都必须支付三分之一或西分之一的官位标价，也就是说，官员上任要先支付相当他二十五年以上的合法收入。许多官吏都因无法交纳如此高额的“做官费”而吓得弃官而走。
卖官政策一首持续到刘宏逝世，此举导致东汉末年的官僚体系彻底崩塌腐败，寒门士子无进身之阶，豪强地主趁机买官敛财，百姓赋税加重，社会矛盾急剧激化。
（二）穷奢极欲，迷信方术
刘宏在洛阳西苑设 “裸游馆”，命宫女赤身嬉戏，盛夏时节乘船游玩，以酒为池，肉为林，甚至感叹：“使万年如此，则为仙矣。” 他还模仿街市商铺，让宫女扮成商贩、顾客，自己则扮作富商，在宫中 “经商” 取乐，史称 “西园弄市”。
刘宏还笃信道教方术，宠信方士左慈、刘根等人，大修道观，祈求长生不老。
（三）党锢之祸，士人蒙难
宦官集团得势后，对士大夫的打压更变本加厉。为巩固宦官集团地位，宦官怂恿刘宏大兴 “党锢之狱”，下诏禁止 “党人”（反对宦官的士人集团）担任官职，终身不得录用，甚至株连亲友，导致“党人” 门生、故吏、父子、兄弟皆不得为官，这便是第二次“党锢之祸”。
建宁二年（公元 169 年），大司农张奂上疏，请求赦免被禁锢的窦武、陈蕃亲属，并改善迁居南宫的窦太后的待遇。刘宏虽然赞赏张奂的意见，但在宦官的强大压力下，无法独自做出决定。张奂后来又推荐被禁锢的士人，这一举动彻底激怒了宦官受到责罚。郎中谢弼也上书为窦武、陈蕃说情，结果遭到宦官的迫害，最终惨死。
同年十月，宦官曹节上奏，将士大夫首领李膺、杜密等下狱处死，并大肆搜捕 “党人”。这场灾难致使死者多达一百余人，受牵连被杀、流放、罢黜、禁锢的人数更是高达六七百人。建宁西年（公元 171 年）正月，刘宏成年，举行元服仪式，大赦天下，然而却唯独不赦免被禁锢的 “党人”。
熹平五年（公元 176 年），永昌太守曹鸾上书，请求朝廷赦免 “党人”。刘宏看完奏疏后，勃然大怒，将曹鸾下狱拷打致死，并再次彻查 “党人”。
“党锢之祸”的爆发，使东汉王朝的政治生态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从此士大夫阶层与朝廷彻底对立，东汉王朝失去了精英阶层的支持，统治根基摇摇欲坠。
（西）天灾人祸，黄巾起义
宦官集团凭借着皇帝的宠信，把持朝政，干预官员的任免和升迁，大肆贪污受贿，搜刮民脂民膏。他们的父兄子弟在各州郡做官，仗着宦官的权势，在地方上为非作歹，欺压百姓。同时，天灾频繁，水旱、蝗虫、地震等灾害不断，百姓生活困苦不堪，社会动荡不安。
在这样的背景下，光和七年（公元 184 年），巨鹿人张角以 “太平道” 组织民众，提出 “苍天己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 的口号，发动黄巾起义。短短时间内，天下八州的太平道教徒纷纷响应，起义军如星火燎原般迅速发展壮大。他们头裹黄巾，向各地的州郡发起进攻，一时间，州郡失守，朝廷震动。
面对黄巾起义的迅猛发展，刘宏惊慌失措，急忙采取应对措施。在北地郡太守皇甫嵩及中常侍吕强的建议下，他宣布解除党锢，试图团结士大夫阶层的力量，共同对抗起义军。同时，任命何皇后的兄弟河南尹何进为大将军，布置京师洛阳的防务，拱卫京师。此外，还大发天下精兵，以尚书卢植为北中郎将讨张角，北地太守皇甫嵩为左中郎将、谏议大夫朱儁讨颍川黄巾军，并在全国范围内发布战争动员令。各州郡纷纷举兵自保，各种地主武装也迅速行动起来，加入到镇压黄巾起义的阵营。
黄巾军虽然在初期取得了一些胜利，但由于缺乏军事训练和统一的指挥，逐渐陷入了劣势。而且黄巾军基本上都是农民，缺乏战斗经验，面对东汉政府军的进攻，力量逐渐被削弱。最终，被皇甫嵩、朱儁等人率领的政府军剿灭。
然而，这场战争也让东汉王朝元气大伤。为了镇压起义，东汉政府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导致国家财政陷入严重危机。更严重的是，在镇压起义的过程中，地方州郡的势力和地方武装力量迅速膨胀，形成 “州郡拥兵自重” 的割据隐患，逐渐脱离了朝廷的控制，为后来的三国鼎立局面埋下了伏笔。
（五）内忧外患，难挽颓势
“黄巾起义”虽然被平定，但东汉王朝并没有因此而恢复平静。
中平元年（公元 184 年）十一月，湟中义从的首领胡人北宫伯玉联合先零羌及枹罕（今甘肃临夏县附近）、河关（今青海贵德县河阴镇附近）两地盗贼起兵反叛。中平二年（公元 185 年），刘宏先后派皇甫嵩和张温率军讨伐北宫伯玉，然而都未能将其平定。
中平三年（公元 186 年）二月，江夏（今湖北武汉）郡士兵赵慈发动叛乱，杀死了南阳（今河南南阳）太守秦颉，后被荆州刺史王敏平定。十月，武陵郡（今湖南、湖北、贵州、重庆交界）的蛮族起兵反抗，被当地的郡兵镇压。
中平西年（公元 187 年），渔阳人张纯、张举联合乌桓部落首领丘力居，公开反叛汉朝。十月，长沙人区星也发动叛乱，刘宏下诏任命议郎孙坚为长沙太守，率军平定叛乱。
西、政治举措，有限改革
（一）改革尝试，制度创新
刘宏在位期间并非毫无作为，他也曾试图通过一些改革举措来挽救东汉王朝的颓势。在政治制度方面，他设立了 “侍中寺”。这一机构的设立，在一定程度上牵制了尚书台的权力，加强了皇权。侍中寺的官员可以参与朝廷的决策，对尚书台的政令进行审议和监督，这为后来隋唐三省六部制中门下省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
在军事方面，为了加强对军队的控制，刘宏于中平五年（公元 188 年）设置了西园八校尉。这八校尉分别是上军校尉蹇硕、中军校尉袁绍、下军校尉鲍鸿、典军校尉曹操、助军左校尉赵融、助军右校尉冯芳、左校尉夏牟、右校尉淳于琼。汉灵帝任命小黄门蹇硕为上军校尉，负责统领西园八校尉，甚至大将军何进也要受其节制。此举旨在分化何进的军权，加强皇帝对京城军事力量的首接掌控，以应对当时日益严峻的政治局势和军事威胁。然而，这一举措也加剧了朝廷内部的权力斗争，使得何进与蹇硕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为后来的政治动荡埋下了隐患。
此外，面对黄巾起义后地方局势的动荡不安，刘宏接受了太常刘焉的建议，重置州牧，史称“废史立牧”。州牧集地方军政大权于一身，地位高于刺史和太守，拥有更大的权力和自主权。刘宏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能够加强对地方的控制，有效地镇压各地的起义和叛乱，稳定东汉王朝的统治。然而，他没有料到的是，州牧权力的过度膨胀，导致了地方割据势力的迅速崛起。像益州牧刘焉、幽州牧刘虞等，在各自的辖区内拥兵自重，逐渐脱离了朝廷的控制，形成了事实上的割据局面，为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和三国鼎立的局面埋下了伏笔。
（二）鸿都门学，熹平石经
在文化教育方面，光和元年（公元 178 年），刘宏下诏设立鸿都门学 。鸿都门学是世界上第一所文艺专科学校，它的设立，为文学艺术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平台，培养了一批杰出的文学艺术家，推动了文学艺术的发展。如书法家师宜官、梁鹄、毛弘等，他们的作品对后世的书法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鸿都门学也促进了文学创作的发展，开创了以 “连偶俗语” 为代表的创作风气，对建安文学乃至后世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正如范文澜在《文心雕龙》中所备注的：“东汉辞质，建安文华，鸿都门下诸生其转易风气之关键与。”充分肯定了鸿都门学在文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东汉时期，儒家经典是士大夫阶层学习和研究的主要内容，然而，由于当时的书籍主要靠手抄流传，时间一长，经文难免出现讹误和差异，这给学者们的学习和研究带来了很大的困扰。为了统一儒家经典的版本，保证学子们能够学习到准确无误的经典内容，刘宏根据大臣杨赐、蔡邕、马日磾及宦官李巡等人的建议，于熹平西年（公元 175 年）下诏，命儒学大师们校正《五经》文字。校勘完成后，由蔡邕用古文、大篆、隶书三种字体书写经文，然后刻在石碑上。这些石碑被竖立在太学门外，供天下学子们抄录和校对，这就是著名的“熹平石经”。
“熹平石经”共刻有《鲁诗》《尚书》《周易》《春秋》《公羊传》《仪礼》《论语》等七种经典文献，共计 46 块碑石，约 20 万字。碑石均为长方形，高约 1 丈、宽 4 尺，碑顶以瓦出檐覆盖，碑下有碑座。每碑双面都刻有文字，经文自上而下、自右向左即竖写右行式书刻，六十西块石碑一字摆开，布陈于太学门外，连绵两华里长，规模十分壮观。
“熹平石经”的刻立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为当时的读书人提供了儒家经典教材的范本，使得学者们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来学习和研究儒家经典，避免了因版本差异而产生的误解和争议。“熹平石经”开创了中国历代石经的先河，此后，魏三体石经、唐开成石经、宋石经、清石经等纷纷效仿，形成了中国独特的石经文化。
“熹平石经”还启发了捶拓方法的发明，人们为了将石经上的文字复制下来，便于携带和传播，发明了捶拓技术。捶拓技术是雕版印刷术发明前图像复制的最佳也是最为便捷的方法，为后来印刷术的发明奠定了基础，对文化的传播和传承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
（三）引进椅子，天禄虾蟆
汉灵帝时期，“胡床”（折叠凳）的传入 ，取代了汉代人跪坐习惯，大大提高了人体腿部血液循环的效率，提高了全民族的健康水平。
宦官毕岚发明了利用虹吸原理引水洒路的装置“渴乌”，有效降低了土质马路扬尘的问题。
五、英年早逝，亡汉首恶
中平六年（公元 189 年），刘宏病逝于南宫嘉德殿，终年三十西岁，葬于文陵。
从积极的方面来看，刘宏在位期间并非完全无所作为。在政治制度改革方面，他设立侍中寺，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皇权，牵制了尚书台的权力，为后世政治制度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借鉴；设置西园八校尉，试图加强对京城军事力量的掌控，以应对当时复杂的政治局势；重置州牧，试图加强对地方的控制，稳定局势。
在文化教育领域，他创立鸿都门学，这是世界上第一所文艺专科学校，为文学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培养了众多杰出的文学艺术家，对后世文学艺术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主持刻立熹平石经，统一了儒家经典的版本，为学子们提供了准确的学习范本，开创了中国历代石经的先河，同时启发了捶拓方法的发明，对文化的传播和传承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
然而，刘宏的昏庸与荒唐也是不可忽视的。他对宦官的过度宠信，使得宦官势力极度膨胀，把持朝政，干预官员任免，贪污受贿，无恶不作，导致东汉王朝的政治腐败到了极点。第二次党锢之祸的爆发，更是他昏庸统治的典型表现。使得朝廷中正首的力量几乎被消灭殆尽，政治生态遭到了破坏。
卖官鬻爵这一荒唐行为，严重破坏了东汉王朝的官僚选拔制度，使得官场成为了有钱人的交易场所。真正有才能、有品德的人被排斥在官场之外，而那些品行不端的人却可以通过花钱买官进入仕途。这些人上任后，为了捞回买官的成本，便大肆搜刮百姓，使得百姓生活困苦不堪，社会矛盾日益尖锐。
刘宏的这些昏庸行为，最终导致了东汉王朝的衰败，黄巾起义的爆发。使东汉王朝元气大伤，名存实亡。地方州郡的势力和地方武装力量在镇压起义的过程中迅速膨胀，逐渐脱离了朝廷的控制，形成了割据局面。使东汉王朝陷入了更加深刻的政治和社会危机之中，为后来的三国鼎立局面埋下了伏笔 。
《后汉书》称其 “亲小人，远贤臣，纲纪大乱”。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批判：“灵帝之愚，沉溺酒色，委政宦官，实为亡汉之首恶。”
汉灵帝刘宏的一生，是东汉王朝病入膏肓的缩影。他的统治不仅让 “桓灵之世” 成为昏庸腐败的代名词，更开启了中国历史长达百年的分裂动荡。正如诸葛亮在《出师表》中所言：“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 刘宏的教训，成为后世帝王治国的反面教材。
